在八零后一代人当中，我的经历可能还是挺有代表性的。我来自小县城，念完书之后在大城市工作。我既经历过老派的、从农业社会里传承下来的春节习俗，也经历了新世纪大都市对这些传统的侵蚀。
 
我家在嘉陵江上游一个小县城，这里的居民大多是清朝时自外省迁来的移民。我母亲的家族曾是当地最有权势的实力派，因此在城里有不少亲戚。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亲族成员们在反右到文革的一段时间里没少吃苦头，只能彼此守望相助。改革开放，家族收回了在县城黄金地段的四合院，然而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初，政府看上了这块地，要征收。院子里的几家人早已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被弄成了惊弓之鸟，自然不敢当钉子户跟政府讨价还价，都只能乖乖地拿着一小笔遣散费，到县城边上政府分配的土地上建房子住。
 
至此，大家族的成员们彼此住得就很远了，农历新年就成了维系家族认同的关键。
对于北方人来说，“年夜饭”是字面上的意思，晚上一起聚会。而在我的故乡，“年夜饭”在除夕的中午。负责做这顿饭的是我母亲、姨妈，有时候有别的女亲戚帮忙。外婆年轻时是个大小姐，在饮食上非常考究——她手脚还灵便的时候，曾经给我展示过在一口平底小煎锅里用蛋液煎成饺子皮包饺子的手艺——她的两个女儿肩膀上自然有很大的压力。
 
除夕中午这顿大餐很有特点。粉蒸肉、龙眼肉、咸烧白，这些蒸菜通常要多次处理食材，工序繁复，如果不是除夕，很难见到做出来；酥肉、果子，都是以面为主的油炸物，热量极高，体现是物资紧缺时代遗留下来的食物审美观；腊肉和香肠还带着柏树枝的烟熏味，吃不完的话，切丝包春卷也是好东西。而最难的一道菜，恐怕是鸡淖了——除了除夕午餐，我从没在别的场合看见母亲做过。
 
 
鸡淖，川东名菜，工艺非常复杂。
 
这道菜的名字古意盎然——“淖”的意思是烂泥。做这道菜，要选择净鸡胸肉，用刀背砸成肉茸，再用鲜汤炖出来。成菜洁白剔透，远看像一碗豆花，但吃起来却是鸡肉味。鸡淖味道鲜美，而且不需要牙齿也能吃，深得祖辈们的喜爱。说起小时候的除夕，我最深的的印象就是在郊区小楼逼仄的厨房里，母亲脱掉外套，露出毛线背心，挥动着菜刀砸鸡肉茸，而家族里的客人们都磕着瓜子花生，在客厅里谈笑的画面。
日子一年一年地飞逝，们这些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孙辈一个个长大成人，去了大城市工作，大家族的除夕聚餐风俗，也渐渐变得不受欢迎了。软烂的蒸菜讨老人欢心，但年轻人更中意炒菜。在提倡瘦身的时代，高热量的食物经常剩下很多，堆满冰箱。更重要的是，出生在民国初年的祖辈们已经一个个地逝去，把小家庭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断裂了。
 
取而代之的，是各个小家庭父辈们到孙辈工作的大城市进行“反向探亲”。就以我家这一支为例吧。我在广州工作。父母来广州的第一个好处是经济层面的。四川是人口输出大省，广东是人口输入大省，而且四川四面环山，地面交通不便，因此年前从广东到四川以及年后从四川到广东的机票都相当紧俏，但反过来就很便宜，两个人从四川来广东甚至比一个人从广东回四川更省钱。
 
第二，大城市由于海量人口返乡，在春节期间反而有很好的体验。在广州，春节期间，就连平常从早挤到晚的地铁三号线都松快了，更别说广州大道、内环高架、洛溪大桥都可以全速前进。
 
第三，四川在春节期间正是苦寒的时候，但广州在春节期间气候温暖，家家户户可以都会摆出鲜花和橘子树。一家人一起爬白云山的时候，连外套都不用穿。再说，珠江三角洲有着中国大城市圈首屈一指的空气质量。今年我回到成都就面临两百以上的空气质量指数，不戴口罩压根不敢出门。但同一时间，广州的空气质量指数不会超过一百。
 
最后，在异乡度过春节也让父母和我都免除了不少应酬的义务，母亲也不用再忙前忙后，准备十几道大菜。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彼此身上。
 
 
每年春节期间广州花市
 
当然，大城市里的春节也会有少许的不便。我在广州居住的小区位于郊区，外地人占了大多数，小区门外临时菜市场里的摊贩们，口音也是南腔北调。这些人全年无休，一到春节，绝大多数摊贩都会回家，整个市场大概也就会剩下两三个摊位，出售的蔬菜品相也会比平常差很多。
 
出租车、快递也是类似。农历年底打车难本来就是老毛病，现在网络打车软件两强争霸的格局也结束了，司机可以名正言顺地加价。快递员也是到了腊月二十三之后基本不上班，年前发的东西，大概要在初八以后才能到手。
 
不过厉害相权，其实还是到大城市过年略好一些，因此我父母已经连续好几年到广州了。提前储备食物，靠公共交通出行，些许的不便很容易就克服了。对于他们来说，在哪里过春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跟谁一起过。
本文转自：大唐雷音寺